比较文学考研，比较文学考研学校排名
蒋承勇，浙江工商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学人文传统、西方文艺思潮、中外文学比较。
01
学术研究发展到今天，像“比较文学”是一个学科还是一种方法之类的问题，学界同仁通常会认为没有必要讨论。不过笔者并不这么看。
在比较文学刚刚兴起的19世纪，以克罗齐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比较文学不是一个学科，而仅仅是一种方法时，对力主比较文学成为一个学科的学者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尔后，经过众多学者反复论证和研究实践，才逐渐确立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地位。迄今，随着比较文学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和研究成果的日渐丰富，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确实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在我国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7年开始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开设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二级学科；时隔20年后的2017年又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开设了“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二级学科。于是，在我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体制中，“比较文学”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个“合法”的和规范化的二级学科。在文学研究领域中，随着比较文学的研究力量不断壮大，其作为一个学科的地位自然也日益巩固。从这种意义上看，说比较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个学科，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不过，回过头来看，我以为，在承认比较文学是一个学科的同时，又强调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与理念，并将其推而广之，也不失为一种学术需要，这对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不仅毫发无损，而且对其自身的建设与扩大影响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抑或是一个福音。
比较文学的本质属性之一是文学的跨文化研究，这种研究至少在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展开。“跨文化研究”不仅仅是指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结果的“跨文化”，同时更重要的是指研究者在研究时的跨文化视野、意识、知识储备、背景参照等等。研究者一旦在某种程度上跳出了偏于一隅的国别、民族的阈限而获得了理念、角度的跨文化转换，也就意味着其研究方法的创新成为可能。这正是笔者特别要表达的关于比较文学具有超越其二级学科设定之价值，进而对文学研究与学科建设拥有方法论意义的主要理由。
02
19世纪丹麦著名的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1842—1927）是比较文学初创时期的实践者——当然，他从来也没有说过学科意义上的“比较文学”一词。他的六卷本皇皇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Main Curr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虽然没有出现“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之类的概念（这种概念是后人概括出来的），但是，就其以文学“主流”（main currents）为研究主体这一客观事实而论，便足以说明这种研究既属于文学史研究，也属于文学思潮研究。就此而论，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就是对19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的“国际化”“世界性”文学思潮的开拓性、总结性研究，这部巨著既是特定时期的断代“欧洲文学史”著作，也是“欧洲文学思潮发展史”著作。不仅如此，还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主流》又是“比较文学”学科意义上的代表性著作——因为该著作是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思潮、文学史现象及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其研究理念与方法显然属于比较文学范畴。
勃兰兑斯在该著作中以纵横恣肆的笔触和比较文学的方法，把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潮予以对照、比较研究，分析同一文学思潮在不同国家的不同风格与特点，同时也归纳提炼其共同特征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体现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与理念。虽然，就像在全书中只字未提文学“思潮”而只有“主流”（main currents)一样，勃兰兑斯也没有在书中提到“比较文学”这个学术术语，但在全书一开头的“引言”中就反复提到了方法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他说，19世纪欧洲文学中存在着“某些主要作家集团和运动”，要对它们作深入的了解，“只有对欧洲文学作一番比较研究”。“在进行这样的研究时，我打算同时对法国、德国和英国文学中最重要运动的发展过程加以描述。这样的比较研究有两个好处，一是把外国文学摆到我们跟前，便于我们吸收，一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学摆到一定的距离，使我们对它获得符合实际的认识。离眼睛太近和太远的东西都看不真切。”（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第1页）在勃兰兑斯的“比较研究”中，既包括了本国（丹麦）之外不同国家（法国、德国和英国）文学之间的比较，也包括了它们与本国文学的比较。按照我们今天的“比较文学”概念来看，这属于跨国别、跨民族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所以我们认定这种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是顺理成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勃兰兑斯是最早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实践的文学史家和文学评论家之一，其《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是最早的比较文学研究典籍之一。
从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角度看，勃兰兑斯的这种研究有什么优长之处呢？在此，笔者联想到了日本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1880—1923)的《文艺思潮论》。该著可以说是日本乃至亚洲最早系统研究西方文学思潮的著作。厨川白村自称，他写作该著的原因是要突破传统的文学史研究那种缺乏“系统的组织的机制”的现象。他说，“讲到西洋文艺研究，则其第一步，当先说明近世一切文艺所要求的历史的发展。即奔流于文艺根底的思潮，其源系来自何处，到了今日经过了怎样的变迁，现代文艺的主潮当加以怎样的历史解释。关于这一点，我想竭力的加以首尾一贯的、综合的说明：这便是本书的目的。”正是出于这种追根溯源、系统思维的研究理念，他认为，过去的“许多的文学史和美术史”研究，“徒将著名的作品及作家，依着年代的顺序，罗列叙述，”“单说这作品有味、那作品美妙等不着边际的话”（厨川白村：《文艺思潮论》第2页）。这样的研究在他看来就缺乏“系统的组织的机制”。厨川白村的这种理念正好与勃兰兑斯不谋而合。作为一种文学史研究，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既有个别国家、个别作家作品的局部研究，更有作家群体和多国文学现象的比较研究，能够从个别上升到群体与一般、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显示了研究的“系统的组织的机制”。对此，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前言中有一段生动而精辟的表述：
一本书，如果单纯从美学的观点看，只看做是一件艺术品，那么它就是一个独自存在的完备的整体，和周围的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却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从美学上考虑，它的内容，它创作的主导思想，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无需把作者和创作环境当作一个组成部分来加以考察，而从历史的角度考虑，这本书却透露了作者的思想特点，就像“果”反映了“因”一样……要了解作者的思想特点，又必须对影响他发展的知识界和他周围的气氛有所了解。
这些互相影响、文学阐释的思想界杰出人物形成了一些自然的集团。
勃兰兑斯在上述文字中，把文学史比作“一张网”，把一部作品比作从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这“一小块”只有放到“一张网”中——特定阶段的文学史网络、文学思潮历史境遇以及互相影响的文学“集团”中——作比照研究，于是才可以透析出这个作家或作品之与众不同的个性特质、创新性贡献和历史地位等。如果这种比照仅仅陷于国别文学史之内，那只不过是一种比较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就缺失了国际的、世界的和跨文化的视野，而像《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从国际的视野和范围进行跨文化、跨民族比较研究时，就进入到了比较文学的范畴，拥有了厨川白村所说的“系统的组织的机制”。在这部不可多得的鸿篇巨制中，勃兰兑斯从整体的、局部的和联系的理念出发，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把作家、作品和国别的文学现象，视作特定历史阶段之时代精神的局部，并把它们放在文学思潮发展的国际性网络中予以比较分析与研究，从而揭示其共性与个性。比如，他把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分作六个不同的文学集团”，“把它们看做是构成大戏的六个场景”，“是一个带有戏剧的形式与特征的历史运动”（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第1页）。第一个场景是卢梭启发下的法国流亡文学；第二个场景是德国天主教性质的浪漫派；第三个场景是法国王政复辟后拉马丁和雨果等作家；第四个场景是英国的拜伦及其同时代的诗人们；第五个场景是七月革命前不久的法国浪漫派，主要是马奈、雨果、拉马丁、缪塞、乔治·桑等；第六个场景是青年德意志的作家海涅、波内尔以及同时代的部分法国作家。勃兰兑斯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团体的浪漫派作家和作品在时代的、精神的、历史的、空间的诸多方面的纵横交错的比较分析，揭示了不同文学集团（场景）的盛衰流变和个性特征。可以说，仅仅凭借一部宏伟的《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主流》，勃兰兑斯就称得上是比较文学领域最早的和卓有成就的开拓者之一。
后来，法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保罗·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于1948年写的《欧洲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则是从更广泛的范围研究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涉及的国家有：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匈牙利等，这是一种更自觉的比较文学，但其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也是文学思潮。意大利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马里奥·普拉兹(Mario Praz)《浪漫的痛苦》（1933）则从性爱引起的痛苦的角度比较分析了欧洲不同国家的浪漫主义文学。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亨利·雷马克（Henry H. H. Remak）的论文《西欧浪漫主义的定义和范围》，较为详细地比较了西欧不同国家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产生和发展的特点，以及浪漫主义观念在欧洲主要国家的异同。美国的文学理论家R.韦勒克（René Wellek）通过一系列的论文考察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等文学思潮的流变，其研究理念属于比较文学。他指出了“浪漫主义怎样首先在德国形成思潮，施莱格尔兄弟怎样首先提出浪漫主义是进步的、有机的、可塑的概念，以与保守的、机械的、平面的的古典主义相区别，浪漫主义的概念如何传入英、法诸国，而后形成一个全欧性的运动”。（韦勒克《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第8页）这是在比较分析中论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国际性传播及其本质特征。韦勒克对现实主义的研究也是这样，他在《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中，就从“现实主义”名词术语的考证分析拓展到现实主义思潮的产生和跨国别发展，其间辨析了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各自特征和异同等等。这种在比较文学理念与方法指导下的文学史研究，其所达到的理论和历史的高度，是通常仅限于国别的作家作品研究所难以企及的，并且也避免了厨川白村所说的那种“单说这作品有味、那作品美妙等不着边际的话”的弊端。
可以说，深度而全面的外国文学史研究离不开文学思潮的研究，而文学思潮的研究必然离不开比较文学的理念与方法，跨文化比较则是拓展与深化文学思潮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思潮研究自然地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
03
正是在跨文化的意义上，比较文学可以增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的理解与交流，促进异质文化环境中的文学研究，进而推动人类总体文学的研究与发展。尤其是，比较文学可以通过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研究，促进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之间的互相理解、对话、交流与认同。因为，比较文学不仅以异质文化视野为研究的前提，而且以异质文化的互认、互补为终极目的，它有助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使之在互认的基础上达到互补共存，使人类文化处于普适性与多元化的良性生存状态。
在“网络化—全球化”背景下，随着文化多元交流的加速与加深，以及不同国家与民族文学间封闭状态的进一步被打破，文学研究更需要改变固有的单一性民族文学研究的壁垒而趋于整体化。所谓“整体化”，就是站在人类总体文学的“大文学”高度，展开多民族、多国别、跨文化、跨区域的文学研究，其间，起勾连作用的是比较文学之理念与方法——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视为整体，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既探寻人类文学的总体特征与规律，又揭示不同民族之文学的审美与人文差异性。就此而论，比较文学并不仅仅代表一个学科，它对整个文学、文学的世界、人文环境、文学的世界观，都有一种全面的反映，它有一种包罗整个文化时空的宽阔视野。同样是在这种意义上，不同时代、国别和民族的文学在人类文学可通约性基础上呈现整体化态势，这是一种融合，一种文学研究的世界主义方向。其实，从方法论角度看，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开放性思维与理念适用于整个人文学科领域；比较的理念与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对整个人文学科都是一种福音，这种方法在人文学科领域扮演着首席小提琴的角色，可以为整个乐队定下基调。
就中国文学研究和中文学科建设而言，虽然，比较文学在中文学科中只是一个二级学科，但是，如果能够以比较文学之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与理念辐射各二级乃至三级学科，拓展研究视野，在人类审美共同体和“大文学”的框架中研究中国文学，提升中文学科建设的境界，中国文学研究和中文学科建设就拥有了方法论意义和国际化意识。作如是说的根本目的是，就我们目前的中国文学和中文学科内部而论，二级学科乃至三级学科的分工鲜明且有学术规制的理由与必要，但过于壁垒分明以至于画地为牢，无疑是一种学术研究视野的狭隘和人才培养方法的局限，其间需要作为二级学科的比较文学之跨文化比较理念与思维方法的渗透与引领。同样的道理，在外国语言文学或外国文学学科的创新发展与建设中，也需要这种跨文化比较理念与思维方法的引领，以语种和国别为壁垒的画地为牢式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理念，亟待改变。
当下和未来的我们将身处“网络化—全球化”的境遇，文学研究者对全球意识与世界眼光应有一种主动、自觉与深度的领悟，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思维与方法很值得我们去重视、运用与拓展。跨文化比较研究就是站在人类文学的高度对多国别、多民族的文学进行跨文化比较分析与研究，它与生俱来拥有一种世界的、全球的和人类的眼光与视野。在这种理念与视野引领下，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都有必要提升国际视野，若此，其人才培养也必将进一步拥有拓展、强化和提升国际视野、人类意识和人文境界，学科的国际传播力也必将增强。由是，比较文学的方法论意义远胜于作为二级学科本身的意义；跨文化比较以及人类总体文学的参照，将使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视野更开阔，也将使研究成果更具有学科的跨度和普遍性参考与借鉴价值。因此，在“网络化—全球化”的时代，未来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学科的建设，都有必要在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理念的基点上，拓展国际视野，正视理论、理念与方法更新等问题。
显然，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并讨论比较文学之学科与方法的关系问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因而也是必要的。
原文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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