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生，历史学研究生就业方向及前景
岸本美绪，1952年生，东京人。日本历史学家，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著称。在东京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先后在东京大学、御茶水女子大学任教，现为御茶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等。主要著作有《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明末清初中国与东亚近世》《明清史论集》(全4册)等。2022年，其《风俗与历史观》中文版最新在中国推出。
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历史阶段。“人心与风俗交相环转”，世事变迁之下，礼仪风俗往往是人群聚合而成的结果，也是洞察一个时代文明的窗口。
2022年，以研究明清史著称的日本历史学家岸本美绪，在中国出版了论集《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从风俗、法制、礼教等不同侧面呈现明清时代的社会现象，将这些社会现象的变迁放置在广域视野下，以比较史的眼光进行把握，富有启发性。
《风俗与历史观》，[日]岸本美绪著，梁敏玲、毛亦可等译，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
书中，岸本美绪借助大量生动丰富的历史材料，步步紧逼历史深处，希冀于其中发现暗藏的世风民情，抉发细微之处的时代印痕：明清时期到底是一种波动还是发展？暴力与正义、契约与法治、动乱与自治……从这些重要的话题中，我们得以重新审视此时的东亚乃至世界。
在日本汉学界，岸本美绪的学术地位毋庸置疑，她在明清史领域耕耘数十载，研究过的课题涉及多个方面，被认为是“日本中国史、明清史研究的正统继承者，同时也是有建设性的批评者”，也有人称其为“日本研究明清史的四大家之一”。
从唐诗和《史记》开始了解中国文化
岸本美绪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东京，她的父亲是一名公司职员，工作之余热爱文学，对诗歌也颇有心得，家里书架也放有与中国诗歌相关的书籍。从中学起，岸本美绪就开始关注中国，从唐诗、《史记》开始深入中国文化。她回忆道，上世纪50年代岩波书店出版过一套《唐诗新选》，是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吉川幸次郎与诗人三好达治的合著，收录了上百首唐诗并附上解说，这本书带着编选者的独特灵感与文学兴味，是岸本美绪最早读到的与中国有关的书籍。
升上高中后，她对中国历史的兴趣日趋浓厚。日本的高中设有汉文(古典中文)课程，教科书精选了从诸子百家到日本近代汉文相关的各式文章，岸本美绪对《史记》尤其感兴趣，武田泰淳的《司马迁——史记的世界》(1943年)一书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武田泰淳是在中国文学方面素养精湛的小说家，书中将惨遭宫刑的司马迁个人的苦恼与《史记》壮阔的世界联系起来，展开了关于《史记》的独特讨论。这本书反映了作者经历了与中国的战争而产生的自责与苦恼，与其说是客观的历史研究，不如说是文艺评论，但那种对历史与个人之间紧张关系的描述带有强烈的冲击力，令她深深折服。为了能读懂《史记》，她开始抄写《刺客列传》来进行学习。
“如果有时间机器的话，我想去往《史记》舞台的战国时代或汉代，伫立在城市的角落，注视着眼前来来往往的人们。”岸本教授畅想着，如果能穿越回中国古代，她还想拜访两位历史人物，一是清代名臣张英。岸本美绪在自己的学术处女作对张英写的《恒产琐言》加以分析，张英教导子孙们应该如何经营田地、关注物价变动等，她觉得非常有意思。当时人们对于物价变动很敏感，并灵活地以此应付生活状况，这与固有印象中的“封建”经济观有所不同，引起了她的兴趣；另一位名叫姚廷遴，是生活在明清交替时期的一个上海人，官僚家庭出身，接受了以科举为目标的教育，却在乱世中放弃了举业，以平民之身度过了一生。姚廷遴的回忆录《历年记》生动描写了他辗转于商业、农业、胥吏业等不同行业的经历，以及世态的变化、对地方官的评价等。在岸本看来，姚廷遴的《历年记》是她迄今为止处理过的史料中最有趣的一份。
进入大学后，岸本开始正式学习中文。当时的授课老师会时常强调汉字所带有的感觉的重要性。比如，汉语里如果要表示用眼睛捕捉对象之意，会使用“看”“见”“视”“观”“睹”“瞰”等字，不同的字会伴随不一样的身体感觉，而用日本固有的词汇就很难清楚说明它们的区别。当时的老师教导他们，不仅要通过字典查阅翻译，还需要“触碰、品味”般去直接感觉一个字、一个字的具体的意象，才能提升中文水平。
她至今仍然觉得，阅读中文的乐趣之一在于这样的具体意象与文章韵律组合起来，有一份向读者的感性直接传递的强大力量。感性与理性很容易被认为是对立的两级，但如果剥离了意象与韵律，也就无法完全精准把握中文的逻辑。
从经济史转向社会史研究
1973年，岸本美绪进入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师从西嶋定生、田中正俊。两位老师都是依据历史唯物论的框架进行研究的，从学术谱系上来说，或许可以说是广义的“历研派”，但在学生培养上，老师们不会限制学生的理论立场。自由、严谨、开放，强调对理论与方法的训练、鼓励批判思维，是东京大学东洋史的教学特色。
在日本，东洋史学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以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两大阵营为代表，孕育出了“京都派”和“东京派”两大师承谱系，自近代以来涌现了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白鸟库吉、西嶋定生等一大批史学巨擘，他们研究成果丰硕，以扎实的史料研读见长，赢得了世界各国汉学界的尊崇和关注，也为中国学界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
岸本教授表示，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日、欧三地学术互有所长，不同国家的学风差异，应互为借鉴，优势互补。相比欧美学界，日本的中国史学尤其要求精确阅读史料原文的能力，阅读原典也是历史系学生必备的素养，“想要批判前人研究，必须对其壮阔的体系有一定的了解”，日本学者在史料分析上用功之强，这种学风的传承在岸本这一代史家身上依旧可见。
回顾自己的学术轨迹，从明末的赋役改革，到清代的物价变动，岸本美绪的明清史研究最早是从经济史角度切入的，相比研究客观的经济事实，她发现自己对人们如何在变动的经济状况中思考与行动更感兴趣。于是，她从清代的经济史逐渐转向社会史的日常风俗研究。
“在思考清代的经济发展时，我并非套用以欧洲历史为基础抽取出来的宏大理论，而是希望依据当时人的想法，具体厘清他们如何因应变动的经济状况来选择自身的行动。”
她的代表性著作《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变动》(1997年)、《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1999年)、《风俗与时代观》(2012年)、《地域社会论再考》(2012年)都蕴含着同根的问题关心，即以民众的活动为中心，考察个人行动与社会秩序形成之间的关系。她想了解的是普通人在想什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当时的人们如何看待地方官、如何想象国家，这是思考明清时代的一个重要视角。
岸本教授回忆，在年轻的时候学界有一种风潮，似乎历史学者必须在明确的“问题意识”——特别是以社会变革为目标——之下开启研究。但自己在研究开始之前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自觉，只是看到感兴趣的史料，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逐渐明白自己的关心所在。她认为，倘若自己的想法尚未清晰，那也未必需要在研究开始之前就勉强标榜“问题意识”，否则容易偏离自己内心真正的关切。
接下来，她希望回到初心，也就是经济思想相关的研究，特别是与“重商主义”相关的课题。她表示，过去人们倾向于把“重商主义”视作被自由主义所战胜的古老思想，但即便在欧美，这数十年间对重商主义的定义与评价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长期以来，在考察中国与西洋异同时，中国常被视为“重农主义”的国度，而通过将“重商主义”作为明清时代经济思想的一个切口来重新研究的话，或许可以引发一些新的见解。
本次采访以邮件方式进行，岸本教授对记者的问题均予以细致的回应，从笔答文字可见，她思维缜密、措辞严谨、态度恳挚，学者风度厚重。
岸本美绪
【访谈】
南都：说起日本的东洋史学，一直给人以史料功底坚实的印象，东京大学作为世界汉学研究重镇，您如何评价东大东洋史的教学特色、科研实力和学术风格？
岸本：东京大学东洋史的教学特色之一，应该是对精确阅读史料原文的能力的锻炼。这不仅是东大，还是日本的中国史学的整体特色，而且，说到对汉文史料读解的重视，也许京都大学的东洋史更加有名。如果一定要说与京大学风的差异，京大一般是站在史料写作者即士大夫的立场，尝试内在地解读史料，与此相对，东大的立场或许可以说是更倾向于留意作为支配阶级的地主士大夫的意识形态，尝试用批判性的观点进行阅读。无论是哪一种，日本大学的中国史研究训练都不会采取欧美那种阅读研究书籍然后进行讨论的方式，阅读前人研究并整理学术史的工作大体任凭学生个人的努力。这样的教学方法有利有弊。就我自己来说，埋头于史料原文的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因此我对以史料读解为中心的教育完全没有异议。
东大东洋史学风的第二个特点是，对理论性的、方法性的关心比较强。虽然完全没有从老师处接受过“请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的指导，但阅读与历史唯物论相关的原典是历史学专业的学生理所当然的素养，这成为当时的一种氛围。建立在欧洲经验基础上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规律”难以适用于中国，前辈学人为此多有苦斗。而到了我们这一代，这样的“基本规律”的框架本身走向解体，当时越来越需要用崭新的视野去看待中国历史。不过，为了批判前人研究，还是需要对其壮阔的体系有一定的了解，在这个意义上，理论、方法的学习是必需的，我们也因此训练了对理论与方法的感觉。
南都：您对明清史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史角度切入的，第一篇毕业论文题目是《明末嘉兴府的赋役改革》，到了硕士阶段则深入研究清代的物价变动，在此过程中，有哪些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对您产生过影响？
岸本：我在毕业论文中选择了明末的赋役改革为题，这是在当时日本的中国史学界有着厚重积累的领域。在毕业论文中，我以特定的地域(嘉兴府)为对象，细致地阅读了史料，由此得到了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流方法的训练，而论文就仅仅停留在对既往研究的细微补充与修正之上。但是，展示出改革派乡绅们看法的史料十分有趣，我当时想，也许我更适合做思想史的研究。
在硕士论文中，我选取了在既往的日本明清史研究中基本没有讨论过的物价问题为课题。其理由是，在此之前的史料阅读中，我觉察到当时的地主和农民都与“封建”社会的形象不同，他们关心着物价的动向，在买卖与经营中进行着机智的利害计算。我的硕士论文在进行量化的变动分析这一点上或许有一定的新意，但我自己的关心与其说是数量本身，不如说是人们如何在变动的经济状况中思考与行动。
这样的研究方法不是我的独创，我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中受到了莫大的启发。其中之一是村松祐次的《中国経済の社会態制》(1949)一书。书名中“态制”一词是作者独特的用语，指的是营造出每个个体的经济行为的基础，即社会关系与行动样式的存在形态。各种各样的时代与地域中存在各自固有的“社会态制”，这赋予人们的经济行动以各自的特色。而在作者的描述中，清末至民国时代中国经济的社会态制一方面是自由放任的，但由于缺乏支撑自由经济的法律等的制度性保障，因此另一方面也呈现出过度竞争的不安定样态。他认为，这既不是“封建的”，也不同于近代资本主义，是中国独特的态制。不是将西洋起源的发展阶段论套用于中国，而是尝试从中国独特的行动样式来说明中国的经济现象，村松的这一讨论让我觉得十分新鲜。
还有就是与西洋经济学史相关的小林昇的一系列研究。一般来说，研究经济思想史，很多时候是先厘清客观性的经济事实，然后将经济思想作为经济事实的反映来进行说明。而小林则是通过分析18-19世纪欧洲的经济学、经济思想，尝试解明当时经济结构的特质。他关注的与其说是被视作英国先进经济的代表者亚当·斯密，不如说是他的对立者，即提倡重商主义学说的思想家们。不是把他们的看法视作“落后于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之物，而是通过理解“为何他们会如此考虑”，尝试接近当时经济的特质。从思想史出发的小林的方法，给予我很大的启发。而且在当时，自由主义比重商主义更为先进的看法是经济学上常见的进步史观，小林对此展开了批判，而我在此前已对进步史观产生怀疑，所以这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南都：您在《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17世纪的秩序问题》中提出了“十七世纪中国的秩序问题”，强调了明清交替之际的历史变动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怎样理解明清交替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性？
岸本：明清交替当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变动期，但本书并非将其作为发展阶段论上的分期进行讨论。《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17世纪中国的秩序问题》这一书名有几个含义。第一，将明清交替视作“国家权力的空白期”，希望考察在这样的时期中地方社会的秩序如何发生变动。国家权力的动摇、空白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不安，会促使人们对平时视作理所当然的社会产生强烈意识并且进行思考。也就是说，我希望通过动乱期的现象来考察中国人的秩序观。
第二，这一书名也包含着尝试将当时的社会变动放在广阔的世界史的状况中进行考察的问题意识。说到“17世纪的秩序问题”，许多人的脑海中恐怕会浮现出霍布斯等西方的思想家提出的“社会秩序如何可能”这样的问题。17世纪在欧洲来说也是社会不安在扩大的时期，中国同样如此，这恐怕不是偶然。通过前面回答提到的物价、经济变动的研究，我认为明末以降的中国经济与世界性的经济动向有着强烈的联动。17世纪是16世纪以来商品经济的扩大因气候变动与货币金属产量缩小而遭遇阻碍的时期，这在各地都引起了社会的不安。
经过17世纪的变动，中国在清朝形成了新的体制。与明朝相比，在民族构成方面是多民族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是更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流动性的体制。这一时期，日本和欧洲诸地域也建立起新的集权国家体制，这在近代得到继承。从成为各具特色的国家的形成契机来看，不仅中国史，在世界史意义上，16-17世纪也是重要的时期。
南都：在日本学界被广泛接受的“近世”一词，在汉语学术界较少被使用。您如何定义“近世”? 内藤湖南在20世纪前期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强调宋代为中国“近世之始”，您将16世纪以降作为“近世”，是否否定了内藤湖南以来的“宋代以降近世说”？
岸本：原本在东亚汉字圈使用的“近世”一词，不过是含糊地表达“离现在较近的过去”之意。19世纪西洋的历史学用语modern传入后，虽然人们对其翻译用语“近世”“近代”不作区别，但直到1910年附近为止，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近世”这一翻译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桑原骘藏、梁启超，还有内藤湖南等，很多人对中国的“近世”进行了讨论，其所指时期的标准也各种各样。
从1910年附近开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越来越多的人将“近代”作为特指19世纪以降传入的欧美思想与文化的词语。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将“近代”视作“近百年”即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势力入侵时期的著作开始增加，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潮流，这一用法也愈发占据优势。
而在日本史学界，以中央集权化与货币经济的发达为指标，将16世纪后半日本统一以后的时期作为“近世”这一初期的用法延续了下来，另一方面，将1868年明治维新后在西洋的冲击下开展社会变革的时期称作“近代”的用法也在随后普及开来。主要指江户时期的“近世”与指19世纪后半叶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在历史学界并存并逐渐确定了下来。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近年来有一种说法越来越常见，那就是，西洋史中称为modern的16世纪以降的时代又在18世纪后半叶的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附近的时间点形成区分，在此之前和之后分别是“early modern”和“late modern”。“early modern”一词，本来应该翻译为“近代早期”，但在日本，由于在时期上与日本史中习惯称为“近世”的江户时代是重合的，所以很多时候就翻译成“近世”了。而在东亚地区，重视世界史层面的共时性而将16世纪到19世纪后半叶称为“近代早期”或者“近世”，将之后的时代称为“近代”，以此作出区别的做法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如果认为16到19世纪初期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欧洲相比并不一定是“落后”，那相比起“古代”“中世”，可能“近代早期”“近世”这样的命名更为合适吧。
内藤湖南是在中国史上的发展阶段中对“近世”进行讨论的，而我是重视世界史意义上的共时性而对“近世”进行讨论的，最初的时代划分方式就存在差异，所以将16世纪以降作为“近世”的做法，并不会否定内藤的“近世”说。
南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史学界经历了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向“地域社会论”研究的转型，您是这场思潮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请简要谈谈这一转变的过程，以及“地域社会论”的提出对历史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岸本：战后的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最初主要是以研究基层社会的阶级结构为主流的研究方式。因此，注意地域社会这一做法本身并不算是特别新的倾向，但这一方法的出发点可以说是1981年学术研究会的题目“地域社会的视点”，“地域社会论”的名称也就因此被使用了下来。当时名古屋大学的教授森正夫先生在这个研讨会的主题报告中提出，不是“只轻易依靠以往的阶级分析方式”，而是应该注意“以习俗、伦理、价值观等媒介而构成的有秩序意识的统合的场”。根据森先生，研讨会的主题“地域社会”并非具有具体范围的实体概念，而是方法上的概念，即视角的问题。
森先生的这番话，批判了认为使用“阶级”“共同体”等既定概念外在地研究中国社会就已经足够的方法，主张我们必须努力去更为内在地理解前近代中国人在想什么。这一主张，鼓舞了当时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运用于中国时陷入僵局的研究者们的心情。关于这一主张，也有人批判为“主观主义”“无视阶级矛盾”等，但这一主张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有效利用。
尤其是在宗族等社会团体与宗教叛乱的研究中，与“地域社会论”相应的方法性倾向有显著的表现。也就是说，不仅指出社会团体与宗教叛乱中的阶级支配、阶级对立，而且追问为何在这样的团体与叛乱中人们会结集起来这一尝试具体厘清人们动机与结集经过的方向。这样的方法在日本明清史学界已经成为确定下来的普通方法，所以在近年“地域社会论”一词反而已经逐渐不再被人们使用了。
南都：您的老师田中正俊先生治学之严谨，在东洋史学界众所皆知，尤其是他十分重视对汉文史料典籍的分析与解读，甚至有“一日三行”之说。请谈谈田中先生在这方面对您的影响。
岸本：田中正俊老师学问姿态的独特之处有几个方面。首先，他是严谨的马克思主义者。20世纪80年代以降，日本史学界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新方法的流行，但田中老师没有轻易追随这些方法，而是坚持了历史唯物论的立场。但第二点则是，说是历史唯物论，但老师并非自始至终都在进行物质层面的客观分析，从老师初期的论文开始一以贯之的，是那份难以隐藏的对农民斗争的满腔共感。1957年老师写作了一篇介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争的论文，在结语部分，他提出“日本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学习之处”，那就是中国的研究并非自始至终进行经济结构的分析，“正如在对直接生产者的抵抗运动、‘市民’阶级意识形成的具体叙述中所见，拥有感性上的认识……的新的创造性。”反过来说，老师认为日本学界在严密分析的另一面缺乏这种“感性上的认识”，他对此种状况是持批判态度的。
第三，老师对语言非常严谨，总是展示出对一字一句都毫不马虎的姿态。这不仅指的是史料阅读时的严密性，他对待自己的文章也同样如此。老师屡屡提醒我“你的文章有点轻率了”，这与性格有关，也很难改正，但至今在写作文章的时候，我也觉得老师的提醒犹在耳边。
关于您提问中的“一日三行”，虽然是为了把话说得有趣而有点夸张，但是，在阅读史料之时注意“效率”是没有意义的，这一点确实是我从田中研讨班中学到的。近年来，在必须量产成果的压力下，大家倾向于尽可能节省在每篇论文中投入的时间与精力，但这种倾向最终会使历史研究走向衰微吧。
南都：您在上世纪70年代末曾踏足中国，对实际的中国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当时的印象如何？
岸本：我在1978年第一次访问中国，那时候我还在读研究生。从北京开始，我走了走河南(林县红旗渠、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安阳殷墟、开封等)、无锡(河埒人民公社)、上海等地。当时个人还不能轻松到中国旅行，所以我参加了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研究所组织的参观团。与其说是观光，不如说是参观学习的形式。
因为时间很短只能走马观花，而且是用团体的方式访问事先准备好的访问地点，加之我当时的中文对话能力接近于零，所以就如同隔着画面去观察一样，没能好好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直观感受”中国，非常遗憾。我觉得在海外的经验果然还是一个人拿着地图转转城市，言语不通之时惹人生气，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经验积累更为重要，对于没有试过长期留学的我来说，这样的经验并不充分，这也让我对留学经验者产生了一种羡慕之情。
南都：您和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有过哪些切磋交流？您认为，在中国史领域，日本、中国、欧美学者各自的优势和区别是什么？
岸本：对我有过指导的中国老师非常多，很难一一枚举。请允许我只在此处列出在学术交流上特别照顾我的老师们所在的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还有香港的香港中文大学、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与历史相关的各研究所、台湾大学、清华大学等等，许多老师给予我温暖的关怀，愉快的经验让我难以忘怀。
关于不同国家的学风差异，在过去的中国研究者眼中，日本的研究往好处说是“严谨”，往坏处说是“过分细致”，为中国学者所知的是那种在细节上追求严谨的匠人气质。在欧美，一般看法也是日本研究者善于对一手史料进行广泛搜罗而不擅长进行宏观讨论，记忆中有着把日本的研究比作第一产业即原料生产，把欧美的研究比作第二产业即制造加工业的论调。不过，这样的状况在近年也发生着改变。改变之一是在日本的中国史学界，年轻学者也积极参加对外交流，而另一面就是过去的匠人手艺在逐渐丧失。这一改变发生的背景是年轻人所处的日本文化状况正在与旧日的汉文传统日渐疏离。
另一个改变是，伴随大量明清档案、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使用原始史料进行精致研究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飞速的进展。在原始史料这一点上，中国的研究者毫无疑问是有优势的。当然，不同地方也有所差别，很难一概而论。不同地域与研究机构也有着自身值得自豪的治学传统，相信在彼此的切磋琢磨中，今后的研究将继续发展下去。
本期采写：南都记者朱蓉婷
翻译：梁敏玲
历史学研究生(历史学研究生就业方向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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