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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冯·洪堡领导下的普鲁士教育体系改革将历史从为法律和神学服务的“辅助科学”转变为具有自己方法论标准的自主学科。这种专业化的过程升级了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之间先前存在的冲突，冲突主要表现为如何理解人类的历史。
当兰克来到柏林大学时，历史领域早已经被黑格尔、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和卡尔·冯·萨维尼瓜分了。
但兰克很快找到了其他研究方向，并在此期间和施莱尔马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学派”的支持者认为，历史研究需要仔细研究历史文本和文献，而哲学家们则反对说，逐一刨根问底的方法代价太大了，人类历史往往都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从1822年冬天开始，每隔一年都会开展一场关于世界历史的讲座，在讲座活动中，不仅阐述了他对世界历史的解释，还表明了自由的自我实现。黑格尔还试图捍卫历史哲学，反对从事先验建构。
黑格尔对他的批评者提出了两条论点：
首先，他认为忠实地再现历史事件的任务与哲学之间并不矛盾。哲学也必须从经验出发，相反，即使是最普通的历史学家也会根据预先假定的概念来解释过去。因此，历史哲学与普通史学的唯一区别在于是否通过从理性的立场重建历史，哲学是从既不主观也不武断的概念开始的。
其次，黑格尔尖锐地批评了那些试图通过向读者展示大量历史细节来创造“生动”感的历史学家。他认为这种特殊性往往与事件的总体进程无关，而生动性是以忽视历史的统一性和目的为代价的。
海因里希·利奥曾对在兰克的处女作《罗马和日耳曼尼森·弗尔克》的敌意评论中多次抨击兰克未能坚持自己的来源批评理想，嘲笑他对上帝在历史上运作的看法。
但海因里希·利奥强烈的抱怨是，兰克没有解决历史上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否充分尊重历史的客观性。
根据利奥的说法，兰克“详尽地涵盖了不相关的情况和事件”，而往往甚至没有触及“精神上最伟大和最重要的”内容。
事实上，兰克作为一个坚定的实证主义者，在经验特殊性上牺牲了所有的历史发展感，这点从黑格尔和利奥对他的攻击中可见一斑。
但是兰克并不认为如此，他与唯心主义哲学家共同致力于普遍历史的主要原则。他认为历史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这个过程有超越特定事实的维度，这个普遍的维度在性质上是“精神 – 精神”。
有趣的是，由于兰克对普遍历史存在一般观念的承诺也使他承认黑格尔的担忧。在1817年的日记中，兰克写道，如果严格按照经验追求，历史就可能存在“破碎成特殊性”的危险。
但尽管如此，兰克仍不同意黑格尔主义者关于如何超越纯粹的特殊性的观点。
这一点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和他意见高度统一，他们都认为对抽象原则的痴迷使启蒙运动的进步主义者看不到人类生活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兰克还指出，历史上的普遍性是具体的、多样的。在此基础上，他斥责黑格尔将人的生命简化为纯粹的“影子或阴谋”。
兰克认为，如果普遍性是具体的，它就必须在具体中表现出来。因此，在对利奥的回应中，他将自己的史学描述为“立即代表整体，而不偏离特定”的尝试。后来，他将把这变成历史研究的明确目标：“历史学家必须睁大眼睛看全局。他们不会像哲学家那样提前构思它。相反，在考虑个人时，世界发展所采取的一般路线将完全揭示它的存在。
所有的历史写作，无论其主题是什么，都必须解决特殊中的普遍性。但兰克也坚持一种特定体裁的历史写作的可能性，一种致力于历史统一过程的史学类型：普遍历史或世界历史代表。
这揭示了“上帝在世界上的计划”。这是“理想的最终目标，特定研究应该为实现之铺平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兰克自己的职业生涯体现了这一格言：在写完各种国家历史之后，兰克在生命的尽头转向了撰写一部包罗万象的世界历史的任务。
但是，如果哲学的先验建构已经被对现有历史记录的细致评估所取代，那么普遍历史怎么可能实现呢？这种回应不仅需要回答是什么使历史过程有意义，而且还需要对历史学家的学科精神进行规范性解释。
兰克对新教神学的依赖是有据可查的。在他的日记中，可以发现他反复表达了他的信念，相信历史变化揭示了“神圣的观念”。兰克有时还会将历史与活生生的潮流进行比较来表达这种情绪，赫尔德也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历史中的和谐。
赫尔德和兰克一致认为，一部成功的普遍历史不仅会重建人类发展的统一过程，而且还会表明这个过程是和谐且有方向的。
然而，兰克对普遍历史可能性的立场仍然有些模棱两可。一方面，兰克坚持认为全局是可以知道的。但另一方面，他认为普世历史的目标不可能完全实现。由于缺乏记录人类早期时代的资料，追寻完全细致的历史变得难度极高。
更根本的是，有限的人类思想根本无法完全掌握神圣的和谐。历史学家必须凭直觉了解神性的观点然后他在对现有资料进行严格评估的基础上，才能将历史知识串联起来。历史方法论是一个归纳过程，从源头批评开始，到直觉结束。
兰克对历史资料有经验主义的概念。虽然历史知识不能基于直接经验，但它至少应该基于可以查证的东西：直接证人和参与者的可靠证词。
源头批评只是更广泛的历史重建和再现过程的第一步。批评本身并不能提供历史整体的知识、只有像国家和时代这样的历史形态，它们才能将特定事实连接成统一的整体。
洪堡在1821年出版的《历史学》一书中指出，历史方法超越了对事实的忠实重建。仅仅通过描述事实，历史学家还没有抓住历史本身。为了达到内在的真理，历史学家需要像艺术家或诗人一样前进。他必须调动他的直觉。
兰克并不像洪堡那样迅速肯定艺术直觉的必要性：为了获得历史整体的知识，历史学家的观点应该来自众所周知的归纳，而不是从鲜为人知的占卜。
归纳包括要求探明连续状态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在此期间要对信息来源做到细致得到研究。
这些整体的统一原则在性质上是精神-精神的，只有通过人类的精神才能知道它。“批评工作之后，直觉是必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兰克总说，历史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直觉使历史学家能够在特殊中找到普遍性。通过艺术娱乐，历史学家们以一种使读者能够从叙事展示中掌握普遍性的方式呈现特定事实。
在方法论过程的每个阶段，公正性是指导和约束历史学家实践的主要规范性要求。在第一阶段，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某一特定来源是否有偏见，以及其偏见是否会导致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在这个过程中，公正意味着以开放的心态评估来源，同时将事实和价值判断严格分开。
在需要直觉的过程的最后一步，公正性也起着作用。正是在归纳的中间水平上，公正性完成了大部分工作。在这个层面上，它有助于历史学家同步和历时地构建历史领域，从而将特定事实整合到更广泛的历史整体中。
在共时维度上，兰克将历史视为对立倾向、政党和国家之间的持续斗争：“这不是一个均匀平静的发展，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斗争……矛盾是特征。斗争是一种联系形式。但是，只有当历史学家在所调查的历史冲突中不偏袒任何一方时，才能这样理解。作为公正性的客观性要求从自己的角度理解每种趋势。冲突各方都必须在“其内部宪法”中加以考虑。通过这种方式，历史学家揭示了它们的联系，从而揭示了历史的统一性。
从过去的角度来看，历史学家也必须公正地进行判断。公正性与拒绝线性进步有关。兰克接受了赫尔德对进步主义的批判，并认为历史时代需要被理解为以幸福为中心的整体，如果上帝将历史设计为朝着预定目标的线性继承，那么它就是不公正的，历史时代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本身，而仅仅在于它们对最终目标的贡献。每个时代对上帝来说都是直接的，它的价值不在于从中出现的东西，而在于它自己的存在，它自己适当的自我。因此，对历史的思考，以及对历史中个人生活的思考，会得到一种独特的乐趣，因为每个时代本身都必须被视为有效，完全值得这种尊重。历史学家只有公正地进行，才能充分说明历史时代及其精神内容。
兰克认为历史方法是一个归纳过程，它从源头批评开始，以直觉结束。这个过程在每个阶段都受到客观性的规范性要求的指导和约束，客观性被理解为公正性。只有保持公正，历史学家才能接近对普遍历史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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