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美术学院考研，广州美术学院考研招生简章
3月18日，由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美术与设计教育专业委员会，粤港澳大湾区美术与设计教育发展联盟联合主办的“中外书写文化与美术交流”国际论坛在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论坛由意大利著名汉学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中外书写文化与美术交流研究中心负责人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先生召集，共邀请了来自中国、意大利、伊朗、日本等国家的著名学者就“中外书写文化与美术交流”这一话题展开对话与交流，通过“线下+线上”的方式进行。
活动现场
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谢昌晶、党委副书记穆林，毕罗教授，京都大学文学博士、日本安田女子大学文学系书法副教授增田知之，中国美术学院博士、日本高野山大学书法副教授野田悟，伊朗著名汉学家、国家艺术科学院艺术委员会学部委员纳思霖·达斯坦，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院长、书写文化分论坛学术主持人吴慧平，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国家一流翻译专业带头人顾毅，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设计与美术史论系主任毛秋瑾，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史睿，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姚宇亮，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本次美术交流分论坛学术主持人郭伟其，同济大学长聘教授、艺术与文化产业系主任王菡薇，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练春海，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海丝艺术研究中心”负责人梅林，《书法报》主编兰干武，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教授、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叶康宁，以及广美相关二级学院、职能部门负责人，师生代表，各兄弟院校、社会各界的嘉宾出席了本次论坛。开幕式由穆林主持。
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谢昌晶致辞
谢昌晶在致辞中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书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扩大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和影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校举办本届论坛，就是希望充分发掘和弘扬中国书法与世界书写文化的艺术价值，以比较和互动的方法探索书法以及其他美术的价值和文化渊源，加强与国际艺术领域的互动交流。这是广州美术学院广大师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有力举措；同时也是迎接广州美术学院建校70周年的重要学术活动。希望广大师生继续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弘扬优良传统，更加凝心聚力，奋力开创新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广美力量。
广州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穆林主持开幕式
毕罗先生召集论坛
在上午的书写文化分论坛中，毕罗、增田知之、野田悟、顾毅、毛秋瑾、史睿、姚宇亮分别就他们关注的书写文化问题进行了阐述。下午的美术交流分论坛，纳思霖·达斯坦、王菡薇、练春海、叶康宁、梅林则逐一分享了他们对中外美术交流中相关问题的思考。之后，应邀到场的专家学者还进行了热烈的圆桌讨论。
参加活动的部分嘉宾合影
书写文化分论坛摘要
1、《中国书法的世界意义》
主讲人：（意大利）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
中国书法的域外传播范围，大体都在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几个国家。因为中国书法的基础来源于使用文字的具体需要，与汉字文化紧密相关。其实，从书法经典作品的具体艺术含量来看，书法与其他世界艺术一样，都能够让实践者与观赏者从中获得审美享受。本讲对书法的世界审美意义做出初步探讨，以期指出书法对外传播的可行之路。
2、《从“伪刻法帖”的盛行来看清代法帖的“变容”的一部分》
主讲人：（日本）增田知之（Masuda Tomoyuki）
清代书法史一般以乾隆、嘉庆年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者是“帖学”盛行的时代，后者是“碑学”兴盛的时代。阮元认为正是北朝碑刻继承了“中原古法”。钱泳提到民间批量生产的法帖替代品导致了法帖的变质。清代法帖中如伪刻《绛帖》之类的“伪刻法帖”开始流行量产，出现了“伪迹”横行，以“伪”逐“真”，“伪”而成“真”的民间书法文化的倒转现象。讲者尝试从这一现象出发，对形成碑学兴盛土壤的主要原因的清代法帖“变容”略做探讨。
3、《从〈篆隷万象名义〉看空海的古唐篆思想》
主讲人：（日本）野田悟（Noda Satoru）
今日人们所知日本最早的字书是空海的《篆隶万象名义》（此后略《万象名义》），它以《玉篇》为基础，并在内容上融汇了《说文》。804年空海作为遣唐使踏上唐朝的土地之时，楷书、行书、草书已经是通行和常见字体，而当时所能看到的篆书数量却是十分有限的。虽然如此，当时李阳冰所书的《三坟记》（767年）、《城隍庙碑》、《拪先茔记》等玉箸篆却留传到了今天。人们虽无从考查空海是否见到过李阳冰（因李的生卒年不详），但是否可以思考一下，空海《万象名义》为什么是以悬针篆来书写，而不是用李阳冰那样的玉筯篆呢？这其中是否与空海对于篆书的某种看法和思想有关呢？
4、《国际中文教育视阈下书法教材的多模态分析》
主讲人：顾毅
书法教材是传播书法知识和书法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网络、融媒体技术的发展，国际中文教育教材也呈现多模态特点：中外文字、图像等相释互动，共同参与完成了教材意义以及书法文化符号意义的建构。目前书法教材在文字内容选择、图文比例、模态种类选择等方面还普遍存在着一些问题。文化的“异”质传播应以“同”为交流基础。结合国际中文教育中书法教材的使用者等相关要素，需深入挖掘教材所承载的中国书法之美，以中外共同的审美认知为基础，并充分利用书法同音乐、美术、舞蹈、建筑等中外艺术之间的关系来进行书法教材的多模态设计，以促进达到有效教学目标，传播中国书法的独特魅力。
5、《写本学视域下的敦煌书法研究》
主讲人：毛秋瑾
近年来，有关写本学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中外多次举办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及论坛。在写本学和书法史的双重维度下来考察敦煌文献，可以从写本的物质性来探讨不同纸张和书写效果的关系；亦可从写本的内容和所使用的书体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还可从写本的性质（是否为书籍）探讨书写者的身份及其书法的风格特征。
6、《〈万岁通天帖〉唐宋流传史》
主讲人：史睿
主要包括原帖唐肃宗朝再入宫廷的经纬，宋代元祐年间的湖州刘焘临摹刻石及其流传，北宋末年鉴藏家以《万岁通天帖》校对官法帖的史事。
7、《王羲之“改体”新议》
主讲人：姚宇亮
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书圣，他改“古体”为“今体”，继承了西晋以来的钟繇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加以革新。实质上，从现在新出土的简牍书迹来看，钟繇书风是对东汉后期出现的新隶体的总结和整理，对钟繇书风的继承构成了王羲之书法革新的起点。而通过上世纪初发现的《李柏文书》等简牍残纸，可以重新构建出王羲之早期的书风，从而也能更深入地理解其后期“改体”之后的新书风。从这一角度，也可以对存世的王羲之摹本作品做出新的认识。如《寒切帖》一般都认为是王羲之晚年作品，但其字形和笔法，都表现出王羲之早期书风的形式特征。
美术交流分论坛摘要
1、《伊朗细密画中的中国因素——以〈史集〉和〈列王纪〉为中心》
主讲人：（伊朗）纳思霖·达斯坦（Nasrin Dastan）
张兢业老师代纳思霖·达斯坦老师发言
综合考察伊朗艺术史中绘画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以及现存各种书籍和现存的插图手抄本，可以发现中国绘画对伊朗细密画产生的影响包括两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伊斯兰教兴起之前的安息与萨珊王朝（相当于东汉末年直到唐朝），随着摩尼教的形成及其与佛教的糅合开始。第二阶段从伊斯兰教在伊朗传播开始。公元十三、十四世纪伊利汗王朝时期伊朗绘画艺术有了新的发展。中国画家前往伊朗，伊朗画家学习中国同行，以及模仿中国瓷器和布料（丝绸）表面图案作画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对该时期的绘画产生了重要影响。
2、《美术交流与跨语境文化认知：20世纪初欧美对中国绘画的重新发现》
主讲人：王菡薇
欧美对中国绘画的关注始于中国明代，由于文化及视觉再现差异，对中国绘画的描述存在某些偏颇。随着欧美人获得了大量中国绘画、瓷器、漆器以及对中国园林样式与理论的了解和美术交流的进一步深入，他们对中国画的认知也逐渐改变，并开始从中国书画作品中寻找灵感，在此过程中，体会到了中国书画中的含蓄、自然、空寂、空间感和活力，也在通史撰写之余敏锐地将视角投向《芥子园画传》、敦煌艺术等专题研究中来。
3、《异域同风：汉代中外美术交流的途径及影响》
主讲人：练春海
中国古代社会与域外的交流，比今天人们想象的要频繁与多样。在汉代物质文化遗存中，大量存在富含外来元素的视觉文化遗存。这些外来文化的影响，既有技术层面的，也有观念层面的，其交流传播的途径很多，有从南方海路，也有从草原或陆上丝路传过来的，有宫廷的借鉴，也有地方的模仿，有局部的符号挪用，也是整体的照搬，形式多样，极大地丰富了汉代的文化艺术面貌。
4、《黄宾虹的访碑图》
主讲人：叶康宁
黄宾虹有很多访碑图题材的画作，如访碑图、石刻纪游图、读碑图、校碑图等等。黄宾虹访碑题材画作的图式来源可能源于黄小松、商宝意等前辈画家的相关画作。受日本和泰西学者的影响，当时文化遗产调研和旅游开发方兴未艾，黄宾虹的访碑活动与这一背景不无关系。
5、《初唐佛头中唐佛身——试论莫高窟“北大像”（D96）的两次成像经纬》
主讲人：梅林
1、“九层楼”（敦编D96）是敦煌莫高窟的地标建筑，其内摩崖坐像高35.5米，为敦煌第一大佛，位列古代大佛TOP20排名榜之第四名。它开凿于武周延载二年（695），晚唐人谓之“北大像”（P.3720卷背《莫高窟记》、D156题记）。
2、“北大像”工程不是一气呵成的，而是先后两次成像，彼此无关。第一次，它只是个大佛头，高悬于崖顶（某种瑞像）。
3、吐蕃占领中期（817年顷）才改成了现在通身巨像的模样。证据a.大佛脚下的绕佛通道与七佛堂（D365）、b.俄藏敦煌文书《乘恩贴》（蕃据期某弥勒大像工程煞尾记录）。
4、以乘恩为首的敦煌僧团为何改造大佛头？看似恶意PK“南大像”（D130盛唐造、高25米），实则为了避开唐人旧大窟里的政治忌惮，而彻底转移礼佛中心区。
5、“北大像”之诞生，是莫高窟营建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自此以后，造窟选址有了新的定海神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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